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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形象是交织、揉合着生活中的许多个别形态而创造出来的，不再是生活中孤立的、原始的事物状态的翻版，它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在形象孕育阶段，作者就摆脱生活的原始过程的支配，进行形象的再创造。这种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调动生活积累，对自已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创作材料作必要的补充、生发、扩展，作一些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渗透融汇的艺术处理，使形象丰满起来，显示出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鲁迅说的“采取一端，生发开去”，正精辟地道出了这一构思规律。作者受到的强烈触发，可能只是个别的某一点，但在孕育形象时，决不只是囿于一点，而是需要围绕此点，进行“拼凑”、组合、开拓。何况生活中打动作者的人物、事件，即使再完整、生动，也往往难以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完全取代文学形象。

(资料图)

这些人或事，有的可能作者还不了解详情，有的可能本身有某些“先天不足”，不能充分显示典型意义，有的则可能是作者道听途说，根本无法再去直接体验。因此，在构思中，作者的思绪往往在生活的长河中翻腾不息，卷起回忆的浪花，通过搜索、比较、连接，在生活的库存中，把那些与这“一端”有联系、有某种共同性的事物形象组织贯穿起来。这样孕育出来的形象才可能以小见大，以少见多。

可以说，文学形象脱胎于作者全部生活积累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积累越丰富，构思愈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艺术构思的奥妙，可以在这种“单一”与“群体”的关系上使我们领悟出来。

王愿坚构思短篇小说《党费》就是厚积薄发的例证。作者曾听到一个动人的故事：1935年，青年妇女卢春兰凑集了各家的咸菜支援游击队，咸菜落入敌手，敌人威胁全村群众，要他们供出组织者，就在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之时，卢春兰挺身而出。

这个故事使作者激动不已，要反映它，但构思时又碰到困难，觉得“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半争情势、生活风貌不了解，对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不理解，摆在面前的就这么个孤零零的故事”。故事本身是完整的，但仍不免有“孤零零之感，就是因为这单一的生活素材与丰满的文学形象尚有一定距离。构思过程中就要调动生活积累，去丰富、充实这个原始故事，并且去思考理解人物的精神世界。

于是，他“从自已的生活经历中去找寻些相似的生活感受来作为通向当时生活的桥梁，去理解听来的故事”。他想到了两件亲身经历的事：一是在日寇扫荡时，隐伏在老乡家，生活艰苦，大娘把仅有的面窝窝递给他，自己却到里屋给小孩喂花生壳；一是他一次收殓烈士遗体，从一个烈士口袋里发现了一块窝窝头和夹在笔记本中的两毛纸币，本子上还写明如果牺牲了，这两毛钱是最后一笔党费。

这两件事使作者看到了与卢春兰的故事有个共同点，就是即使在革命处于危困艰苦时期，仍然舍己为人，。经过这样的补充充实，“材料已经不再是听来的故事了”，对生活的理解加深了，形象的概括力扩展了，《党费》的构思就突破了原先的阶段。

可见，形象的孕育常需广采博纳，“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样，提炼生活的天地愈加广阔，形象的“胚胎”在孕育期愈能吸取多方面的生活养料。从这点看，形象构思的奥秘就在于艺术地再现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体验。

作家要牢记着各种事物的形象，他们非常重视保存创作记忆，头脑中积贮着许多熟悉的活生生的材料。这些材料虽然不一定限时可以取用，但一旦在生活的海洋中 又发 现了“新大陆”，有了新的感触，那么已有的熟悉的生活就会有助于作者找到通往“新大陆”的理想航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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